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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心雕龙》看刘勰对民间歌谣的认识(3)
2011-10-25 21:28:56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3949次 评论:0

刘勰推崇上古歌谣的“淳而质”,即古乐在表达的内容上淳真朴实。《通变》篇曰:“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指五子之歌),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暨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世;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搉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昧气衰也。”黄帝时的《弹歌》是反映原始公社狩猎的歌谣,歌词仅有四句八个字,“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语言极为简练质朴,所以刘勰认为它“质之至”,“淳而质”,后来的作品则经过了“质而辨”、“丽而雅”、“侈而艳”“浅而绮”、“讹而新”的过程,在刘勰看来,这是一个艺术风格的递衰过程。相比于楚汉以来的文人之作,刘勰更推崇上古歌谣的“淳而质”。 
  

    对于民间歌谣乐声上的“职竞新声”和乐辞上的“奇辞切至”的艺术特征,主要是通过刘勰严厉批评文人拟作并配乐的风格靡丽的乐府而得到的对比性认识。在《乐府》篇中,刘勰对汉武帝设立乐府机关以来的情况进行了评述:“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延年以曼声协律,朱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河间荐雅而罕御,故汲黯致讥于《天马》也。至宣帝雅颂,诗效《鹿鸣》,迩及元成,稍广淫乐,正音乖俗,其难也如此。暨后汉郊庙,惟杂雅章,辞虽典文,而律非夔旷。”汉武帝所设之“乐府”机关,既有“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的采集民间歌谣的职能,也有举文人造作歌诗之职能,因此应分别评析。对于乐府机关采自民间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刘勰的态度并不明显。但是,从“延年以曼声协律”一句开始,说的就是文人介入后的乐府。对于此类文人介入进行增删和重新配乐的乐府,刘勰的态度是否定的,其主要原因是它们“丽而不经”、“靡而非典”。所谓“淫乐”,当指此类靡靡之音。《乐府》篇又云:“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这里所谓“艳歌”,指“相和歌辞”中的《艳歌何尝行》、《艳歌行》等。前者的“飞来双白鹄”篇以一双白鹄不忍分离为引,抒发了女子对丈夫的坚贞爱情。后者的“翩翩堂前燕”篇写流宕他乡的兄弟在生活中得到女主人的帮助,引起男主人猜忌,触动归家的想法。“怨志诀绝”当指“相和歌”的《白头吟》,内容为诉说妇女被丈夫遗弃的哀怨之情。对于此类乐府民歌,刘勰视为“淫辞”,“淫辞”不是说它们诲淫宣淫,而是说抒发情感过度,不如古乐之雅咏温恭。刘勰认为此类民间流行之乐府,就其乐曲而言,是“职竞新异”,就其歌辞而言,却是“奇辞切至”,新异的乐章加上奇妙贴切的歌辞,使得人们听闻民间乐府时“拊髀雀跃”,精神百倍。至于那种风格“雅咏温恭”的乐府,却使人们“欠伸鱼睨”。雅乐使人们打呵欠,眼睛变成了死鱼眼,没有一点神采,对这一现实接受的情形,刘勰也不能不承认民间歌谣在艺术上的巨大吸引力,所以他在《乐府》的“赞”中也不得不说:“韶响难追,郑声易启。” 
  

    为了对刘勰关于民歌艺术特征的认识有更透彻的理解,还有一个学术问题需要澄清。王运熙先生曾根据“迩及元成,稍广淫乐”一句来判断刘勰对于民间歌谣的评价很低,他认为元、成时代的“稍广淫乐”是指“相和歌”,并认为刘勰承袭了《汉书·礼乐志》的看法,把元、成时代的“相和歌”斥为“淫乐”。事实上《汉书·艺文志》之“诗赋略”中对民间乐府又有另外的说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艺文志》从“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角度肯定了汉乐府民歌。刘勰是否是受到《汉书》的影响,认为“相和歌”是淫乐,事实上也就很难论证了。返观刘勰所谓“迩及元成,稍广淫乐”的上下文关系,其实主要是指汉武帝以来的文人配乐的拟乐府,至汉元帝、成帝之时所推广的,正是被贵族利用或拟写配乐的乐府,它们丽而不经,靡而非典,与上古时候“正乐”的“淳而质”已经完全不类,因此,刘勰在这里所批评的并不是纯粹的民间歌谣,而应是文人低劣的配乐乐府及拟乐府,它们既不合于“淳而质”的艺术特色,也做不到乐辞上的“切至”,与刘勰理想中的“雅咏温恭”更是差得太远。 
  

五、余论 
  

   《文心雕龙》中提及了不少民间歌谣材料,这种情况本身就能够说明民间歌谣事实上已经进入了刘勰的理论视域。这首先与秦汉以来统治者重视采诗观风,民间歌咏得到较大发展的历史背景有一定关系。《汉书·艺文志》曾列举乐府机关采集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138篇[5],说明重视民间歌谣的社会功能已经定型为一种明确的官方意识。宋人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包含了不少汉乐府民歌和三国至南北朝的民歌,也说明在刘勰所处的时代,民间歌咏的确不绝于缕。处于这种历史文化语境中的刘勰,不可能完全无视民间歌谣的巨大影响。其次,刘勰对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历史进行追问,也不能不注意到文学发生阶段的民间源头,这也是所有的文学发生学研究必然面临的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刘勰“原始以表末”的文体追溯意识,使民间歌谣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再次,由于诗歌“持人性情”的本质与民间歌谣为“民生而志,咏歌所含”的本质完全相通,这使刘勰即使是对民间艳歌有所微辞,也不能不肯定它们在表达“民各有心”,“职竞新异”,“奇辞切至”等方面颇受人们欢迎的特点,这足见刘勰对民间歌谣的评价仍然较为融通。 
  

    刘勰对民间歌谣的认识,虽然主要是从文人文学的角度立论,但他对于民间文学的重要性有一定觉察,尤其是对民间文学与文人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有所思考,这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比如,刘勰在《乐府》篇中提出“讴吟垧野,金石云陛。”认为民众在郊野所吟唱的民间乐府,正是后来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之源头。在《明诗》篇中,刘勰重点考察了五言诗的起源,认为五言诗也可能源于民间五言之歌。《明诗》曰:“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沧浪》,亦有全曲;《暇豫》优歌,远见春秋;《邪径》童谣,近在成世:阅时取证,则五言久矣。”《诗经·召南·行露》一诗中有四句是五言。童谣《沧浪歌》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除兮字外,都是五言。《暇豫歌》相传是晋国倡优施所作,载《国语·晋语》共四句,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菀,己独集于枯。”其中有三句是五言。《邪径谣》,见《汉书·五行志》,六句全为五言。刘勰在考察文人五言诗的起源时,发现了民间五言之歌对文人五言诗创作的影响,说明他的确见识卓越,视界开阔。 
  

    除了民间歌谣之外,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对神话传说和来自民间的谐辞隐语等都有提及或专门论述,与同时代人的文学研究相比,刘勰对民间文学的关注显然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如果说在宋元以后,古人对民间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开始有了一定的自觉意识的话,其实早在南朝齐梁时期的刘勰,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古代民间文学批评的先声并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柳倩月) 


[1] 牟世金:《刘勰论民间文学》,见《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第65页。 

[2] 王运熙:《从〈乐府〉、〈谐隐〉看刘勰对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态度》,见《文心雕龙探索》(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0页。与王运熙观点类似的还有朱永香:《白璧之微瑕——刘勰对于民间文学的态度》,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5月S1期。 

[3]  关于古人对歌谣的认识,可参见朱自清的《中国歌谣》一书,该书第一部分即为“歌谣释名”。 

[4] 《明诗》曰:“《邪径》童谣,近在成世”;《乐府》曰:“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哀悼》曰:“又卒章五言,颇似歌谣,亦仿佛乎汉武也。”《杂文》曰:“或吟讽谣咏”;《章表》曰:“按《七略》、《艺文》,谣咏必录”;《章句》曰:“寻二言肇于黄世,《竹弹》之谣是也”;《时序》曰:“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 

[5] 138篇分别为:《吴楚汝南歌诗》15篇,《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9篇,《邯郸河间歌诗》4篇,《齐郑歌诗》4篇,《淮南歌诗》4篇,《左冯翊秦歌诗》3篇,《京兆尹秦歌诗》5篇,《河东蒲阪歌诗》1篇,《雒阳歌诗》4篇,《河南周歌诗》7篇,《周谣歌诗》75篇,《周歌诗》2篇,《南郡歌诗》5篇。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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