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锺嵘《诗品》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基本典籍之一。历来被认为乃千古论诗之祖。沈德潜云：“诗家品炙，始于钟嵘。”（《剑豀说诗》[2]卷首）。章学诚亦指出，《诗品》乃“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3]内篇卷五《诗话》)。确然，其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批评思想，多为后世所继承，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历代对《诗品》的研究之著作也是层出不穷。在众多的著作之中，对《诗品》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多有指出。如，明人胡应麟言：“《诗品》云：‘故知陈思魏邦之杰，公干、仲宣为辅。士横晋室之英，安仁、景阳为辅。康乐宋代之雄，颜延年为辅。’[4]亦颇得之。然公干、仲宣非魏文比，安仁、景阳非太冲比，延之非明远比，错综诸集，参伍群言，锺所剖裁，似难佥允。”（《诗薮》[5]外编卷二）其中，尤其是在对于诗人的品第问题上争论不休。如，清人王士禛言：“他如上品之陆机、潘岳，宜在中品。中品之刘琨、郭璞、陶潜、鲍照、谢眺、江淹，下品之魏武，宜在上品。下品之徐干、谢庄、王融、帛道猷、汤惠休，宜在中品。而位置颠错，黑白淆讹，千秋定论，谓之何哉？”（《带经堂诗话》[6]卷二）陈延杰先生亦言：“余少时抗意汉、魏、六朝诗，读此深喜之，故沉研颇有年，惟觉曹瞒之悲壮，彭泽之豪放，当列上品。”（《陈注·跋》）笔者以为，锺嵘在品评诗歌之中存在着一定的偏见，这似乎是前人所忽视的，笔者将于此文指出。同时再谈前人所颇为关注的有关品第、源流等问题。于文章之末，根据锺记室对陈思王曹植诗之评价，兼评《陈注》中所选录的曹植的诗歌是否符合锺氏之评。
质疑之举例
（一）品评有偏见，抹杀两汉南朝之乐府民歌
纵观《诗品》全文，似乎丝毫没有提及这一时代的乐府民歌。锺嵘在品评之中，将诗歌分为源于《国风》、源于《楚辞》和源于小雅三派。张伯伟先生在《钟嵘〈诗品〉研究》一书中，曾对其作过分析，列出各派支脉[7]。通过这一分析，更加清楚地看出，在《诗品》一文中，所涉及的乐府仅有文人乐府，而完全抹杀民间乐府，私以为不可取也。今就乐府之地位及影响而浅述之。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8]曰：
乐府者，声依咏，律和声也。钧天九奏，既其上帝，葛天八阕，爰乃皇时。……匹夫庶妇，讴吟士风，诗官采言，乐盲被律，志感丝篁，气变金石。是以师旷觇于盛衰，季札监微于兴废，精之至也。
按：以乐府诗歌而观天下之兴衰，可见其价值。要能观天下之兴衰，此处之乐府当为民间乐府。
又曰：
暨武帝崇礼，始立乐府，总赵代之音，撮齐楚之气。
按：汉武帝至南朝锺嵘所处的时代，乐府年代已久。愈不可忽视。
班固《汉书·艺文志》[9]曰：
自汉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矣。
按：此亦言乐府之地位也。要能观风俗，觇盛衰兴废，当以民歌为重。
著名文史学家萧涤非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0]一书的引言中说：
自来皆误认乐府为诗之一体，实则一切诗体皆从乐府出也。如三言、五言、杂言出于汉，七言出于魏，五、七言律绝出于南朝，殆无一不渊源乐府。
又在再版《后记》中说：
如果没有“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建安风骨”和“五言腾踊”的局面。
萧先生的基本观点，即是认为民间文学是文学之母，是文学史之源。而且先生在《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书中，以大量翔实的材料论证了“先有五言乐府，而后有五言诗”，将长期被颠倒的源流颠倒回来，并得出“只有文人模拟乐府之体制，而决无乐府反蹈袭文人”的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同时，我们考察历代众多诗话，如冯班《钝吟杂录》[11]、谢榛《四溟诗话》[12]等均有关于民间乐府的评论[13]。
综合可知，两汉及南朝之乐府民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而锺嵘竟然存在这样的偏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