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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期重写实、尚通俗的诗歌思潮与诗歌创作
2011-10-29 11:35:19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861次 评论:0
杜甫写实倾向的承传与时代风尚及民歌的影响张籍、王建的通俗化诗风与写实表现元稹的诗歌创作 
   元、白诗派的重写实、尚通俗是中唐文化转型时期文学世俗化的新思潮,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三百篇中的“风”诗和汉魏乐府民歌那里,其近源则是安史之乱以来一批具有写实倾向的诗人创作,尤其是伟大诗人杜甫的创作。杜甫晚年饱经战乱,深入地接触了下层社会,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苦难的优秀篇什,如有名的 “三吏”、“三别”、《兵车行》、《彭衙行》、《悲陈陶》、《哀江头》等即是。这些诗作有两点最值得注意:一是继承了古乐府的形式,自拟新题,缘事而发,写真实时事、亲身见闻;二是以朴实真切的语言乃至口语入诗,力求通俗浅显。杜甫入蜀以后,这种倾向更得到新的发展,有时直以方言俚语作诗,“朴野气象如画”(王嗣奭《杜臆》卷四)。明人胡震亨引焦竑批评杜诗说:“杜公往往要到真处、尽处,所以失之。”“雅道大坏,由老杜启之也。”(《唐音癸签》卷六)这些批评,正好反证了杜甫在打破精雅的古典诗歌传统,将诗歌引向通俗、写实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杜甫诗中的写实性和通俗化倾向,在与他同时或稍后的元结、顾况、戴叔伦等人手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和继承,而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则有了强烈的回响。元稹、白居易都对杜甫的写实之作全力推崇,白居易说得更为具体:“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这里,白居易将其全部注意力都投向了杜甫的写实讽时之作,对于杜的其他作品以及“不逮杜”的作家作品,则评价偏低,说明白居易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元稹除了注目于杜甫的诗歌内容,还对杜诗的通俗化倾向寄予一瓣心香:“怜渠直道当时语,不著心源傍古人。”(《酬孝甫见赠十首》之二)“当时语”即当时民间的俗语言。在诗中使用“当时语”,既然有老杜在前导源,则后继者便有了坚实的依据。于是,张籍、王建、白居易、元稹等人纷纷起而效仿,致力于通俗晓畅、指事明切的乐府诗的创作,白居易作诗甚至要求老妪能解(释惠洪《冷斋夜话》),一时间蔚为风气。
   在这一诗歌通俗化的过程中,张、王、元、白等人还自觉地向民歌学习,写下了不少颇具民歌风味的歌诗。如张籍的《白鼍鸣》、《云童行》、《春别曲》,王建的《神树词》、《古谣》、《祝鹊》,白居易的《竹枝》、《杨柳枝》、《何满子》等,都平实浅易,自然明快,充满乡土市井气息。白居易《杨柳枝二十韵》自注:“《杨柳枝》,洛下新声也。”说明他是在依当时新的曲调填词;《听弹湘妃怨》“似道萧萧郎不归”句下自注:“江南新词云:‘暮雨萧萧郎不归’,几乎是不加变动地将民歌原辞纳入诗中。此外,他们的乐府诗创作,也受到来自民歌的不小影响,陈寅恪指出:“乐天之作新乐府,乃用毛诗,乐府古诗,及杜少陵诗之体制,改进当时民间之歌谣。……实则乐天之作,乃以改良当日民间口头流行之俗曲为职志。”(《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这样一种接近民间取法民歌的群体性努力,反映了此期诗人已形成通俗化审美的自觉追求;而当这种自觉追求与他们对杜诗写实倾向的自觉承传聚合一途,并受到尚俗时风的强烈鼓荡时,自然而然便会迅猛发展,在诗坛形成轩然大波。白居易《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有云:“诗到元和体变新。”李肇《国史补·叙时文所尚》指出:元和以后,诗章则“学浅切于白居易,学淫靡于元稹”。由此看来,诗歌的通俗化实在已是当时众人所趋的时代风尚了。
   张籍、王建是中唐时期较早从事乐府诗创作的诗人,时号“张王”。张籍(766?~830?),字文昌,苏州人。贞元十五年(799)登进士第,曾任太常太祝,久未升迁,长庆初,因韩愈推荐而为国子博士,后转水部员外郎、国子司业,人称张水部或张司业。有《张司业集》,存诗四百馀首。
   张籍一生交游甚广,与同时诗人如王建、孟郊、韩愈、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都有交往,就在与韩愈关系最为密切。但从性格上讲,张籍更近于白居易的平易通脱,而不同于韩愈的激切峻刻。韩愈和白居易都有论张籍诗风的诗,韩称其“古淡”(《醉赠张秘书》),白则称赏其讽谏之义:“尤工乐府诗,举代少其伦。……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读张籍古乐府》)
   张籍有乐府诗90首,有古题,也有新题,取材非常广泛,农民、樵夫、牧童、织妇、船工、兵士,都成了表现对象;商人的奢侈牟利、官府的横征暴敛、战争的残酷破坏、边将的邀宠无能,在诗中也有真切反映;但张籍乐府中写得最集中、最深刻的,还是农民的生活和苦难,如《野老歌》:
   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牧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
   诗简略地勾勒了老农一年的苦辛,语极平实,却字字血泪。官府的残酷、老农的凄苦、社会的不公,都从“化为土”三字和“船中养犬长食肉”的对比中自然传达出来,不着意于讽谕而讽谕之义已见。这正是张籍乐府之一特色。
   张籍的乐府诗一般选题不大,都是些“俗人俗事”,但挖掘甚深,往往由一人一事一语见出社会的缩影。如其《牧童词》共十句,前八句写牧牛情景,盎然如画,末两句以牧童喝牛之语说道:“牛牛食草莫相顾,官家截尔头上角!”平淡随意中传达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官家对农民欺压掠夺,连牛角都不放过;而牧童动辄用“官家”吓嘘牛,正说明百姓们对统治者已是何等的恐畏和反感。又如《征妇怨》借“夫死战场子在腹”来表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促促词》通过“家中姑老子复小,自执吴绡输税钱”的情景反映农妇的艰辛及其对远行丈夫的思念,都是似浅实深的例子。
   张籍乐府还擅长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如取材于吏人生活的《乌夜啼引》写 “吏人得罪囚在狱”后,接写其妻:“少妇起听夜啼乌,知是官家有赦书。下床心喜不重寐,未明上堂贺舅姑。”宛如一幕由悲转喜的活剧,人物心态灵活跳脱,声情毕现。那首有名的《节妇吟》则借男女情爱写自己的政治态度,入情入理,一波三折,最后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结束,将人物在两美难全之际复杂微妙的心理活动展示出来,极贴切传神。
   张籍的近体,也多追求一种平易而意蕴深厚的风格,如《秋思》: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意万重。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
   一个“又开封”,与前句的“复恐”紧相关合,将“万重”意绪无从表达又恐表达不尽的复杂心态婉转表现出来,耐人寻味。宋人张戒说张藉诗“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工,……思深而语精”(《岁寒堂诗话》卷上),王安石评价张诗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都很有见地。张籍的不少优秀诗作表面看来非常平易、本色,无丝毫雕琢痕迹,但其中又确确实实融入了作者在布局造语上的大量心血。只是所有这些功夫,在诗成之后都已浑化无迹了。
   王建(766?~?),字仲初,颍川(今河南许昌市)人。出身寒微,初为官时已近五十。曾任县丞、太府寺丞等小官、闲官,大和年间,官终陕州司马。有《王司马集》,存诗五百馀首。
   王建与张籍有同窗之谊,诗风也近似,所作古题乐府约三十首,新题乐府175首,其中有不少描写农民日常生活,表现其喜怒哀乐,生活气息浓厚,如《田家行》:
   男声欣欣女颜悦,人家不怨言语别。五月虽热麦风清,檐头索索缲车鸣。野蚕作茧人不取,叶间扑扑秋蛾生。麦收上场绢在轴,的知输得官家足。不望入口复上身,且免向城卖黄犊。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
   诗写收获季节的农村场景和农家心境,极平和恬淡,洋溢着一种愉悦气息。比起张籍《野老歌》中的“老农”来,这里的农民生活要相对好一些,因为遇到了一个好年景,打下的粮食、纺织的丝线虽不指望“入口复上身”,但交纳租税却已足够。“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这就是农民的唯一要求和希望。王建用质朴自然的诗句将这极微薄的要求和希望表述出来,同时也将欢乐表层掩抑下的农民的悲哀和忍耐十分真切地表现出来。
   王建与张籍虽都以写实见长,但王建诗往往更含蓄、更隐曲一些。如《织锦曲》以精细的笔触描写织锦女劳作的艰辛,结尾写道:“莫言山积无尽日,百尺高楼一曲歌。”劳动的果实自己不能享有,而全被统治者拿去,主人公内心的怨恨、哀伤可想而知,但王建不予说破,含情全在暗示之中。《簇蚕词》前半极力铺写、渲染农民对好年景的期望和丰收时的喜悦,至后半气氛陡变:“三日开箔雪团团,先将新茧送县官。已闻乡里催织作,去与谁人身上著?”通过前后乐与悲的鲜明对比,已清晰地反映了诗人的不平和愤怒,尾句只轻轻一问,便于不动声色中将题旨表露出来。
   除了上述表现农民生活的作品外,王建还写了不少边塞题材的诗作,如《辽东行》、《送衣曲》、《饮马长城窟》等,大都声调低沉,已很不同于盛唐边塞诗的昂扬振作了。王建又有反映宫女生活、以白描见长的《宫词》百首,其中不乏构思巧妙、清新可诵的篇章:
   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王建和张籍的诗歌曾得到后世的广泛好评。明人高棅指出:“大历以还,古声愈下。独张籍、王建二家体制相似,稍复古意。或旧曲新声,或新题古意,词旨通畅,悲欢穷泰,慨然有古歌谣之遗风。”(《唐音癸签》卷七引)清人翁方纲也说:“张、王乐府,天然清削,不取声音之大,亦不求格调之高,此真善于绍古者。较之昌谷,奇艳不及,而真切过之。”(《石洲诗话》卷二)可以说,在扭转大历风调,继承汉魏乐府和杜诗传统,将诗歌创作导向重写实、尚通俗之路的过程中,张籍、王建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他们的努力,对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806)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元稹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屡屡上书论事,指摘时弊,或实地纠劾,惩治猾吏,也因此而多次遭贬,先后为江陵士曹参军、唐州从事、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末年回朝,历任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诰等,并于长庆二年升任宰相。因与裴度发生冲突,为相仅四个月即被罢为同州刺史。此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53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有《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馀首。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他的“新题乐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元和四年(809),他读了李绅写的20首“新题乐府”后,写下12首和诗。李绅的原作今已无存,现只能从他的《悯农二首》等诗和元稹的和作来推测其面目了。元稹的和诗虽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五弦弹》借“弦”与“贤”的谐音,写任用贤才之事,《法曲》对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习俗表示不满……,但其中不少篇章却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很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比起上述新题乐府来,元稹于元和十二年(817)与刘猛、李余相和,所作19首《乐府古题》要好一些。这些作品或“虽用古题,全无古意”,或“颇同古意,全创新词”,都是“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乐府古题序》)的讽谕之作。其中《织妇词》、《田家词》较具代表性。《织妇词》写织妇为缴纳紧迫的租税而从事艰苦劳动,头白了还不能嫁人,以至于羡慕檐前蜘蛛“能向虚空织网罗”。《田家词》反映了农民生活的苦难:“一日官军收海服,驱牛驾车食牛肉。归来收得牛两角,重铸锄犁作斤劚。姑舂妇担去输官,输官不足归卖屋。” 结尾更出之以反语:“愿官早胜仇早复,农死有儿牛有犊,誓不遣官军粮不足。” 在这些古题乐府中,元稹改进了新题乐府的不足,每首只述一意,使得题旨集中明确,多用三五七言相间杂的句式,甚至以11字为句(如《董逃行》“尔独不忆年年取我身上膏”),参差错落,稍有风致。但就总体水平看,语言仍嫌滞涩,《人道短》诸篇全出以议论,枯燥乏味。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818)的《连昌宫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 对此宫昔盛今衰的追述;后半借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 的大问题,最后归穴为“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题旨。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谕诗。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事件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小说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元稹另有一首《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虽仅寥寥20字,却包孕丰富,情致宛然,与《连昌宫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作为一位典型的才子型作家,元稹不仅性敏才高,而且风流多情。他年轻时曾有过艳遇,创作了《莺莺传》传奇和《会真诗三十韵》,此后又写下了大量艳情诗,内容多是对自身经历的追忆,如《春晓》: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猧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又如《离思五首》其四: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这些小诗语言浅易,格调轻快,而又低回缱绻,一往情深。另外,元稹曾在妻子韦丛死后写下不少悼亡诗,抒发哀思和怀念,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遣悲怀三首》。这三首诗全是对亡妻生前身后琐事的描摹,却寄寓着一种人生的至情,其中一些诗句尤其饱含哀思,动人肺腑。如云:“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清人蘅塘退士指出:“古今悼亡诗充栋,终无能出此三首范围者,勿以浅近忽之。”(《唐诗三百首》)堪称的评。
   在中唐诗坛,元稹与白居易交谊最深,二人曾写下了大量唱和诗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形,我们将在第三节中加以论述。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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