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TOP

唐代政治改革与文体文风改革
2011-10-29 11:39:51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703次 评论:0
西魏的苏绰和隋的李谔,都提出过文体复古的主张,但都未尝产生实际的影响。初唐陈子昂提倡风雅兴寄,在唐代影响很大,但其时并未形成文体文风改革的普遍风气。文体的由骈而散,在开元时期已有相当的发展,而作为一种改革思潮出现,则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使盛唐时代强大繁荣、昂扬阔大的气象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是藩镇割据、佛老蕃滋、宦官专权、民贫政乱以及吏治日坏、士风浮薄等一系列问题,整个社会已处于一种表面稳定实则动荡不安的危险状态。 
  面对严峻的局面,一部分士人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慨然奋起,思欲变革,以期王朝中兴。元稹说他目睹混乱的政局:“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叙诗寄乐天书》)韩愈放言宣称:“大贤事业异,远抱非俗观。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龊龊》)连那位以穷愁悲吟著名的孟郊,也发为 “壮士心是剑,为君射斗牛。朝思除国难,暮思除国仇”(《百忧》)的高唱。陆质、王叔文、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裴垍、李绛、裴度等都在贞元、元和之际挺身而出,参政议政,研讨治国方略,与邪恶势力斗争,表现出改革现实的强烈愿望。
  与强烈的中兴愿望相伴而来的,是复兴儒学的思潮。唐初修《五经正义》,重章句之学,而疏于义理之探讨。这对于儒学的发展与致用是有碍的。当时刘知几和王元感曾提出过批评,却未能改变此种守章句的学风。安史乱后,随着社会形势的急剧变化,儒学开始出现一种新倾向,就是重大义而轻章句。独孤及、柳冕、权德舆等都持这种主张,而这种新倾向的代表,是啖助、赵匡、陆质的《春秋》学派。他们对《经》的理解,是越过传注而回归《经》本义。这就从章句之学回到义理的探讨上来,促成了儒学的复兴和致用。
  韩愈、柳宗元将复兴儒学思潮推向高峰。《旧唐书·韩愈传》说:“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最突出的主张是重新建立儒家的道统,越过西汉以后的经学而复归孔、孟。他以孔孟之道的继承者和捍卫者自居,声言:“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恨。”(《与孟尚书书》)当然,韩愈弘扬儒家道统的基本着眼点,不是想在理论上有大的建树,也不是想当孟子之后儒学的第一传人,而是在于“适于时,救其弊”(《进士策问》其二),解救现实危难。在韩愈看来,当时最大的现实危难乃是藩镇割据和佛老蕃滋,前者导致中央皇权的极大削弱;后者作为儒家思想的对立面,以紫乱朱,使得人心不古,同时寺庙广占良田,僧徒不纳赋税,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因而都在扫荡之列。围绕这一核心,韩愈撰写了以《原道》为代表的大量政治论文,明君臣之义,严华夷之防,对藩镇尤其是佛、老进行了不遗馀力的抨击。
  柳宗元也是重新阐发儒家义理的重要理论家,与韩愈有所不同的是,他对所谓儒家“道统”没有多大兴趣,也不排斥佛教,他更重视的,乃是源于啖、赵学派不拘空名、从宜救乱的经世儒学。柳宗元、吕温等人都曾师事陆质,受到他的直接影响。吕温在《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中明言:“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柳宗元在《送徐从事北游序》中指出:“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这些观点鲜明地体现了柳宗元等人通经以致用的治学特点。
  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是此一时期的一大变局。早在肃宗、德宗朝,李泌、陆贽等人的整顿纲纪,杨炎、刘晏等人的财政税法改革已肇其端绪,此后杜佑以 “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针对时弊,提出节省开支、裁减冗员的主张。永贞元年亦即贞元二十一年(805),以王叔文为首,柳宗元、刘禹锡、吕温等为中坚的一批进步士人,发起了一场旨在打击宦官集团的政治革新运动,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贞元弊政,廓然一清,“自天宝以至贞元,少有及此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七四)。这场运动在多种政治势力的联合打击下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它致力于王朝中兴的内在精神,却直接影响到此后元和一朝的政治方向。元和一朝,继续推行了永贞时期的一些改革措施,如禁止供奉、减免赋税、精简冗官,并在一定范围内抑制了宦官的权势;与此同时,倾全力解决藩镇问题。唐宪宗先是采纳宰相杜黄裳“以法度整顿诸侯”(《旧唐书·杜黄裳传》)的意见,大举出兵,在不长时间内,即讨平西川、夏绥、镇海诸处叛乱,后又倚重宰相裴度,经过长期战争,平定了淮西叛乱,迫使成德、卢龙诸藩相继归顺朝廷。 “当此之时,唐之威令,几于复振”(《新唐书·本纪第七》)。可以说,上述财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变革,既有力地促使唐王朝走向中兴,也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气,而所有这一切,又无不与广大士人志在改变现状的强烈要求紧相关联。
  中兴的愿望促成了儒学的复兴,促成了政治改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体文风的改革得到了发展。换言之,是经世致用的需要促成了文体文风改革高潮的到来。
  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他说:“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同上)“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由此可见,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记载当时的情况是: “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但“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由此可见韩愈力倡古文宁为流俗所非也绝不改弦易辙的胆力和气魄。在这一过程中,韩愈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一批古文作者,声势颇为强盛。柳宗元当时身在南方贬所,创作古文的声势和影响虽不及韩愈,却也不是默默无闻。据《旧唐书》本传载:“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至此,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便到来了。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打印繁体】【投稿】【收藏】 【推荐】【举报】【评论】 【关闭】 【返回顶部
分享到QQ空间
分享到: 
上一篇试析唐代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 下一篇简述白居易的闲适诗

图片新闻

评论

帐  号: 密码: (新用户注册)
表  情:
内  容:

相关栏目

最新文章

图片主题

热门文章

推荐文章

相关文章

论坛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