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活力,但其野蛮性、落后性也时时得见,汉文献所载之“烝母报嫂”(和母辈嫂辈的乱伦之行)等,都很原始也很低俗。对两性爱情,王实甫很开明;对人伦礼节,王实甫则很重视,这是他对中原文明的提倡与弘扬。俗语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天下哪有不疼爱自己子女的父母?是所谓养育之恩难报。因此,观念正确也罢、错误也罢;进步也罢、落后也罢,子女对父母首先要存有一种理解与感爱。爱情是美好的,父母之爱也同样值得人们讴歌。此前的“西厢”故事存在些不协调的音符,如《董西厢》谓莺莺之父亡故不到一年,与母扶柩归葬,路阻于普救寺,后感张生救护之恩与之相恋,私下结合,此情境下的恋爱,终是有种不够和谐之感。王实甫把此情节改为二十七月禫祭(守孝结束之前的一次祭祀)后发展,这是他的细心之处,使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更合于人性,更符合人情之常。《西厢记》的和谐美,植根于对人物性格的深刻理解。许多家庭问题、内部矛盾不以白热化方式解决,是有利于增进人们之间的理解与情义的。后来,在争得两相爱悦的婚姻后,张生听从老夫人的安排,割舍下两相缱绻之情,旋即入京赶考,追求自己的梦想,这不是妥协不妥协的问题,而是对一位母亲的尊重与理解。这种尊重与理解,体现的正是当时情境下的一种和谐的人性美。老夫人最后对张生的认可,不正说明观念落后的母亲也是可以改变的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斗争、革命的终极目的并非是消灭某人,而是改造某人,使之产生进步文明的观念。
三是《西厢记》的风格之美,表现为对雅俗结合的语言追求。古代实行愚民政策,百姓文化素质低,但他们同样需要艺术,理解艺术。《西厢记》的俗,表明她是民众的艺术,是人民的艺术。俗,是元曲的本质特征,也是《西厢记》的本质特点;俗,就是自然,就是真实。王国维说,“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宋元戏曲史》)元杂剧从总的倾向而论,可以说无不通俗自然,相对于元曲之俗,《西厢记》则显出她的雅,在元曲中独树一帜。所以,吴梅说《西厢记》开元曲“研炼艳冶”一派。
《西厢记》的雅,体现的是作者对普通民众艺术需要、艺术理解力的肯定与尊重。王实甫不媚俗,在艺术享受中,满足了大众文化品位提升的需要。元杂剧在大俗中寄予着作者的理想、感慨,与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但在通俗自然中,融雅于俗,注重对大众文化品位的提升,这在当时不甚重视文化的蒙元一代,更需独具慧眼与卓识。
明代世风转变,强力恢复科举,借复兴文化实施文化专制,后代有许多人对王实甫“雅”的肯定,实际上只是士大夫之“雅”,与王实甫之“雅”有质的区别,不可同日而语。但不管怎样,任何时代,任何朝代都应该提倡文化与文明。注重人类自身文化品位的提升,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蒙元贵族对元曲、中原文明的肯定接受,证明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
花间美人《西厢记》,不仅为国人喜爱,她的绚丽之姿至少从明代就已经走出了国门,时至今日更有几十种译本,为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人所接受并欣赏。俄国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学史纲要》评论说:“单就剧情的发展来和我们最优秀的歌剧比较,即使在全欧洲恐怕也找不到多少像这样完美的剧本”。美是无国界的,《西厢记》的无限魅力必将越来越引起全世界的瞩目与重视。
(作者黄季鸿单位:东北师大文学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