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翟永明:具有刻痕意义的“静安岁月”
2011-08-08 09:17:28 | 进入论坛 | 来源: | 作者: 【 】 浏览:1232次 评论:0

本报记者 蒋蓝/文 祥惠/图

主持人语

翟永明说:“我更热衷于扩张我心灵中那些最朴素、最细微的感觉,亦即我认为的‘女性气质’,某些偏执使我过分关注内心。”而这些感觉的生发之地,却是毫无诗意的田垄与超负荷劳动。翟永明一生里最具刻痕意义的“静安岁月”,总让人联想起林徽因的“李庄时代”。

本期嘉宾

翟永明,祖籍河南,1955年生于四川成都。1980年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当时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曾就职于某物理研究所。作为当代汉语诗歌标志性人物之一,作品被翻译成为英、德、日、荷等国文字,已出版《女人》《在一切玫瑰之上》《翟永明诗集》《黑夜里的素歌》等诗歌、散文集10部,曾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1998年在成都开酒吧“白夜”,策划了一系列文学、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

采访手记

2011年7月21日 成都

同辈诗人、朋友往往称呼翟永明为“小翟”。这在钟鸣、柏桦、朱成、刘家琨等人的口语里成为常态;年龄小些的朋友称之为“翟姐”,两种称谓透着亲切,我从来没有听到谁喊“翟老师”的。如果真有这样的称呼,那一定是很遥远的人与事了,如同战靴与旗袍之隔。

下午一点,在万里号对门一家咖啡馆,翟姐准时到了。长发飘然,着深绿长裙,项链坠是一块浅红宝石。采访不时被电话打断,听得出她正在搬家,杂事缠身,但她显得从容淡定。谈到自己的名字,她说,这是一个有点刚硬的名字,写作初期就想改一个笔名,因为一直没想好,就这样拖着,“一晃二十多年了,还是没想出来!只好不想了。”其实笔名是一个偶然,如同你偶然经过一条小径,你记住了那天的爽人气候以及随小径曲线而舞的火焰凌霄。如果没留下印象,你穿过窄门而去,其实也没有损失。人与名高度合一,外在与内心湛然一体,这未尝不是最好的结果。

记得2006年我采访青峰书院主人何洁时,谈到1980年代初她在《星星》诗刊工作时刊发过翟永明的诗作,何洁说:“那是我看着长大的翟永明的名字头一次变成铅字!”翟姐回忆了一下,“一个人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本该记得很清楚,但我确实有点模糊了。准确讲我第一次发表作品是在米思及主持的《滇池》月刊时期,大约是1981年,1982年才开始在《星星》上发表作品,以《童年记事》为题选发了几首,那时白航老师在主持杂志。”

我相信,一个人在文字上的亮相仪态,几乎就决定了其后来的言说方式,就像你无法改造自己的声带。采用转喻和口语的融合语态,为情绪加入冰块,将不断敞开的日常经验进行寓言化处理,一次写作就是一次回忆,往事在一种克制陈述的语态里复苏曾有的花香和枝蔓,那既是写作者的自画像,也是为生存完成一次照亮。

评论家陈超指出,翟永明诗歌写作一直不曾固持于简单的题材和风格预设,而是通向使她写作的生命原始力量和语言的自觉。就此而言,与其说她是“诗人中的女性”,不如说她是找到了个人心灵词源的“诗人中的诗人”。

我对翟姐说:“人们对誉之为‘诗人中的诗人’之所以好奇,那是不了解你的成长史与阅读史,而文学研究者关注的多是你的写作史,其实它们应该有一个地理契机,我称之为‘文学的地理发生学’,比如把你诗歌的《静安庄》还原为你作为知识青年下乡所在地新都桂林人民公社静安大队,还原为那里的稻田和柴禾。”我们的访谈就从这里开始……

实录

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

知青经历

七十年代的田园乌托邦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曾撰文说你在中学阶段就有乌托邦梦想,到底指的是什么?

翟永明(以下简称翟):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从贵州搬回成都,搬到一家老公馆居住,注意到院子里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我和她都读26中,都是北方人。相对于成都人,我们长得又高又大,这让我们成了无所不谈的“闺蜜”。我和她挤在只有五平方米的闺房里,躺在她的小床上,没完没了地聊天……当然了,我母亲对此很不安,以为我们会成为同性恋。

记:你在中学总有些爱好吧?

翟:我和闺蜜开始喜欢舞蹈,但发育的烦恼跟随我们。篮球队的女孩都发育健康,穿上球服,看起来更加成熟。每次比赛,男生都聚集在篮球架下,不怀好意地鼓着掌。这让篮球队的女生们畏手畏脚,很多时候,球在中场传来传去,大家都不愿意三大步上篮。七十年代的中学女孩没有电影《美国美人》中那些拉拉队女孩的骄傲,有的只是禁欲意识和身体不听指挥的耻辱经验。这让我练就了一手3米圈外准确定投的绝活。

记:后来呢?

翟:好朋友下乡到广汉的连山人民公社,就是后来闻名的梨花沟风景区。我每到放假就去那里,满世界都是水果飘香,由于交通不便水果运不出去,可以随便吃。我发现知青也不怎么劳动,他们组织的宣传队成天载歌载舞。你想想看,水果、花香、歌舞、赶场、田园、青春、浪漫,这些元素加在一起,一种乌托邦的幻象就出现了。而且,我实实在在置身其中!

记:你就跟着下乡了?

翟:我高中毕业后就急着报名下乡。按当时一些情况,我其实可以不去,但觉得自己大了,渴望回到田野,去过一种独立的属于自己的生活。1976年六七月,我来到了静安大队。当时和我一道下乡的只有一个同路人,她家在新都县城,每天骑自行车来回,等于上下班。我独自住在生产队的仓库里,老鼠吱吱吱,夜风在门缝打唿哨,总觉得有脚步声靠近……

记:我查阅了那一时期的报纸,在1973年5月的《人民日报》上,有一条涉及你所在生产队的报道,说那里“较为后进”……

翟:这里比较封闭,没有果树,没有歌舞,也没有什么人理睬我,只有水田和蚊子,我的乌托邦田园之梦受到了巨大挑战。毕竟我一直是中学篮球队队员,我必须学会随遇而安。这样,我与生产队的农民一样,早晨6点被鸡鸣叫起床,挥舞扁担和锄头下地。9点多回来煮早饭,然后继续下地干活;下午1点多回来做午饭,再一气干到天黑才回家生火……那个闺蜜已经陷入热恋,我像个旁观者分析他们的进程。深夜还要给她回信,发表我的看法。

劳动的艰辛不用多说了。冬天我去砍莴笋,手冻得失去知觉。当时家里每月给我5元钱零用,有段时间我一直吃豆瓣下饭。5月份打麦子,农民们会几天几夜不睡觉,连轴转,我这辈子唯一一次感受过的情景走路都睡着了。

记:你一直没有退却。

翟:是的。我有一分自留地,种蔬菜、种黄豆,自己也喂鸡,实在没法了我还卖过口粮。新都的条件毕竟比一些地方好点,没饿肚子就是万幸。记得第一年召开年终大会,除掉口粮,我分了二十几元现金。

记:对你来说,劳动一年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

翟:我不这样看。当时我就是一个普通知青嘛,何况我还是有不少收获的。明白了田园乌托邦的不切实际,逐渐体会到生活的重量,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过程,也可能为我以后的变化打下了基础。

纸上涂鸦

不过是为了对抗黑夜

记:阅读与知青是两个不可分开的关键词,你那时在看些什么?

翟:梨花沟知青那种火热集体的感觉,在我这儿一点也没有,我感到沉闷和孤独,大多数休息的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后来我常想,如果我也到梨花沟这样的地方,我可能会像傅天琳一样成为一个果园诗人,绝不可能写出《静安庄》。

记:读《静安庄》可以感觉到你关闭了外部图像的干扰,使得捕捉天籁之声的功能得以归位。在这个“鸦雀无声的村庄”,你展示了你奇特的声音捕捉术。

翟:我自幼是一个古典文学的狂热阅读者,这决定我不同于北京“文革”时期的地下写作者,他们有条件阅读到“黄皮书”和“灰皮书”。我只能顺着古典的意象和哀愁行走。我喜欢看武侠和公案小说,《三侠五义》被我活生生翻成了两半。另外大多是描写才子佳人的古代作品,还有西方十八九世纪的爱情小说,比如《简·爱》,滚瓜烂熟,而对我造成震荡的则是《牛虻》。我从父亲藏书里翻出一本《唐诗声韵》,读了半年,还是没弄懂平仄,这阻止了我进一步写作古体诗词的愿望。

记:可惜你当时没继续古诗词写作,说不定又是一个吕碧城……

翟:生产队的人发现我爱看书,带我去家里,找到一本《笔生花》,让我通宵未眠。父亲有不少古典戏剧集,我也带些《桃花扇》《西厢记》之类到乡下混时间。

记:阅读之余也写作吗?

翟:只能叫涂鸦。我怕黑夜,知青经常晚上开会,回家我必须经过一片坟地。跑步回来,心咚咚的,我在纸上写,不过是为了对抗黑暗。

我中学时写了很多古体诗词,下乡两年大约又写了几十首吧,包括自己画的配图,可惜全部遗失了。你提到我何时接触西方现代文学的,那都是在我大学毕业后。

记:你返城后情况如何?

翟:1977年我进入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后来通过了兵器工业部内部考试,被推荐到电子科技大学(当时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读书。由于单位当时有很好的电教设备,我看了大量西方电影,培养了我的审美,对色彩、造型、域度等视觉元素逐渐敏感起来。由于看电影上瘾,常常逃课看电影。后来我喜欢电影、摄影、造型艺术等,均可以在这段经历中找到痕迹。

记:看电影、看画也是一种阅读,那时西方文学名著开始大量出版了……

翟:你肯定知道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 封面外围饰以一圈精美的纹饰,内里又是一圈简洁的单线装饰,书迷们称之为“网格本”。我听说书店到货了,但买不着。最后跑到沙河新华书店终于买到一套!心中狂喜。那时我才开始接触西方现代派的一些作品。

记:你如何看待自己的阅读和生活?

翟:我对人生没有什么刻意的规划,比较随缘,也没有很留心自己给人的印象。我在单位里第一个穿牛仔裤,被其他人看成另类……1980年毕业回原单位后,写作状态好,完成组诗《女人》等,后来我请人油印了20份送朋友。

写作任务

做减法,不做加法

记:你暗示了一个问题,那时处境不佳,活得有点压抑。

翟:我的穿着打扮,阅读写作经历,我的朋友圈子,其实是我女性意识的组成部分。因此,常有身着奇装异服的艺术家来单位找我,单位上的人对我侧目而视,我强烈感觉到我成了异类,想出去透气,可是到哪里去呢?我在思考女性命运,关注女性内心感受,那种敏感、内向的情愫……

我打印的诗稿传到了北京,李小雨看到后来成都找到我,邀请我参加1986年的青春诗会。诗会上我结识了韩东、于坚、车前子等诗人。《诗刊》选发了《女人》6首,给了我很大鼓励。我参加诗会回来,下定决心离开单位。

记:那时离开单位需要勇气……

翟:是啊。我四处找工作,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可是没有一个单位要我!我不死心,又去一家文学杂志,偶然听到一个人在议论我,我一下豁然了,从此断了再去找工作的心思。1988年,成都市作协聘请我为合同制作家,这样写了两年。这一年,我的诗集《女人》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引起较大影响。约稿也多起来,看来,写作可以养活自己了。

记:你何时开始出国的?

翟:1990年去美国两年。回来后我写了一批散文。其实是阅历到达一定阶段后,对往事、对诗歌、对女性意识的一次反刍。“我永远无法像男人那样去获得后天的深刻,我的优势只能源于生命本身。”想清楚这个问题,我就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情。

记:你走访过三十来个国家和地区,考虑过在国外定居吗?

翟:我喜欢旅行。以前考虑过定居,后来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无法在一种远离母语的环境里写作和思考。毕竟写作才能体现我的手艺。

记:你在国外时,感觉西方作家对汉语写作了解吗?

翟:上世纪90年代初,西方作家好像根本无兴趣了解当代汉语作家,他们只对李白、寒山等人推崇备至。我曾与一个苏格兰作家交谈,她对我有关苏格兰经典作家的津津乐道大感惊讶,而她说不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的名字。近年,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我逐渐感到西方文坛也留意当代中国作家了,有些汉学研究者则显得更为急迫。这是经济强势带来的趋光效应……

记:你在国外出版了三本诗集,目前还有什么打算?

翟:就写作任务而言,我是做减法,不做加法。我在2010年完成了一个诗剧,上演大概有一个小时的长度,属于舞台剧。等修改好了,今年我会公布。

记:再回头看看你所说的乌托邦,其实那不是梦,你的乌托邦就是写作之舟抵达的静美星空。再问一个问题,不做母亲如何体验女性意识?

翟:我觉得女性意识与母亲无关。做母亲固然有母性的女性意识,那么不做母亲也有不做母亲的女性体验,对吧?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日报)
Tags: 责任编辑:花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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